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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

2019-04-20 18:20:42 作者:

首先,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其次,我国一季度大部分经济数据已好转;再次,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最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丰富,降准并不是解决外汇占款下降或补充流动性缺口的充要条件。综合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经济运行状况、流动性水平和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

盛松成

2018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金融强监管、去杠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周期性波动叠加,民营经济也出现了较大起伏,多重因素导致去年以来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时滞较长。但随着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政策的落实,以及对外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市场信心正逐渐恢复,政策时滞也已接近尾声。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4%,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在回升。综合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经济运行状况、流动性水平和可用货币政策工具,我认为,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

首先,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经超过20%,这与当时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大量流动性有关。2018年4月至今,人民银行连续5次降准,累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3.5个百分点,大型和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从17%和15%下降至13.5%和11.5%,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远低于大型银行。此外,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并不高,因而目前我国总准备金率基本适度。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超储率为2.4%,比去年三季度末提高了0.9个百分点,较去年一季度末提高了1.1个百分点。超储率提升意味着再次降准的必要性下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准备金率也比较适中。从总准备金规模看,目前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合计为12%左右,欧洲也差不多,日本则更高一些。当然,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只有1%、2%左右,高的是超额准备金,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而在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准备金率时,应充分考虑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征和量价结合的货币政策框架。间接融资为主意味着我们仍需主要通过银行系统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准备金率工具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很多国家。对于直接融资占比高并且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国家来说,没必要维持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我国一季度大部分经济数据已好转。

中国3月官方制造业PMI录得50.5%,高于预期的49.6%,较2月份的49.2%明显回升,创5个月新高。制造业PMI五大分项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新订单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好转,为51.6%,比上个月上升1个百分点,是近半年高点,表明市场需求出现改善;生产指数则大幅上升3.2个百分点至52.7%,是五大分项指数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而在手订单、进口、采购量等细分指数也全面回升。

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工业增加值超预期回升,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5%,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2.5个百分点;PPI同比增速为0.4%,较上月高0.3个百分点,其环比增速由负转正,为0.1%,较上月高0.2个百分点。此外,消费企稳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5.1%,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增速较1至2月提高0.5个百分点。

金融数据也大幅反弹。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10.7%,表外融资持续恢复。M2增速从2月的8%大幅提升至8.6%,可以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不少。同时,狭义货币M1已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比增速为4.6%,较上月末大幅提高2.6个百分点。

再次,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目前,我国利率已经比去年下降较多。3月份,我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4%,比去年同期低0.32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47%,比去年同期低0.43个百分点。尽管3月份货币市场加权平均利率较2月份有所上行,但从各期限品种的利率看,仍持平甚至略低于今年1月份的水平。

当经济企稳时再降准,容易推升通胀,也容易推高资产价格。要警惕资金“脱实向虚”,尤其要警惕新一轮房价上涨。最近我国房地产出现回暖迹象,1至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已经比1至2月份收窄了2.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5.6%,增速提高2.8个百分点。从我国房价趋势看,2019年3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3%,环比上涨0.6%。其中,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分别为4.2%、12.2%和11.4%。此外,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涨幅较高,同比分别上涨8.2%和8.4%。

即使政策严控,房价依然上涨,这也意味着未来稳定房价、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较大,调控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应力求实现资金在房地产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合理配置,防止资金再次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诱发投机行为。

最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丰富,降准并不是解决外汇占款下降或补充流动性缺口的充要条件。

外汇占款下降与否影响的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即影响的是基础货币,而降准影响的是货币乘数,后者仅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结构,将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转变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并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货币总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虽然基础货币少了,通过提高货币乘数也有助于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前提是,要以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必须通过商业银行的行为,即商业银行要加大贷款力度才能提高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不贷款,只是让钱趴在央行账户上,体现为超额准备金增加,那幺这并不会提高货币乘数。这也是过去几年欧美央行面临的问题。

同样,“用降准来逐步置换MLF”的说法也不准确。准备金是央行负债方的组成部分,而MLF、SLF则是央行资产方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是特殊的、点对点的再贷款。MLF、SLF和外汇占款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它们都是中央银行资产方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MLF等工具弥补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而降准改变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方的结构,事实上,通过降准增加流动性与续作MLF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央行也无法通过降准精确弥补MLF到期带来的流动性缺口。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经济也出现好转,因此短期内不具备再次降准的条件。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一季度例会也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美的将把全部产品智能化 家电行业升级趋势明显

美的团体董秘江鹏13日在年度股东大会现场表现,美的团体明年要把所有家电产

物智能化,要把用户毗连的数目进一步扩大,今年年底用户毗连的人数到达1000万左右。同时美的在基础研发上有连续研发投入的结构。江鹏称,美国硅谷有研发中央,研发重点就是AI这块,这是美的连续关注的重点。

机构以为,随着我国住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消耗者对家电产物的需求已不仅仅是追求低价和知足基本需求,而是转向选择体验性、功效性等方面。从详细产物来看,智能家电和绿色家电等高端家电的市场占比不停提升,家电行业消耗升级趋势较为显着。

上市公司中:

和而泰:是海内智能控制器龙头,下游领域包罗家电、智能家居和汽车电子等,一季报营收增加41 北京期货配资 %;

麦格米特:去年智能家电电控产物销售收入10.96亿元,同比增加49.86%。

绍兴配资公司外汇局: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加大关注外部风险敞口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8年国际收支报告》的专栏中称,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其中银行渠道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从银行体系和监控外部风险敞口两方面来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文章指出,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保障银行系统充裕的外币流动性,可对外部冲击引发的流动性紧张起到缓冲作用,保持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格局。而在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时,应加大对外部风险敞口的关注。同时引导企业合理运用外汇衍生产品,防范隐性杠杆攀升和异常跨境资本流动。

以下为《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特点及启示》全文:

近十年来,在影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的各种渠道中,银行渠道发挥关键性作用。当发生外部负面冲击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其境内的外资均主要通过银行渠道流出,以缩减跨境借贷为主要形式。总结经验,在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下,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关注外部风险敞口,有助于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银行渠道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渠道,对保持跨境资本稳定格局至关重要。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银行渠道资本流动对各国的冲击远大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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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银行渠道的资金流出主要体现在跨境借贷的大幅萎缩,资金流出呈现幅度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如 2008 年三季度前,发达国家的银行渠道资金流入量维持在每季度 1 万亿美元以上。雷曼破产后,银行渠道的资金迅速转为流出,峰值超过每季度 2 万亿美元。2009 年三季度后,全球避险情绪有所缓解,但银行渠道资金流入量持续萎缩,并显着低于危机前水平。

其二,证券投资渠 集合竞价鑫东财配资 道呈现较强的顺周期性。证券投资渠道资金流出主要体现在境外投资者减持国内股票和债券资产。危机期间,新兴市场资金季度流出峰值接近 1000 亿美元,但持续时间较短。随着市场情绪好转,证券投资渠道资金从流出转为流入,完全抵消了危机的负面冲击。其三,直接投资渠道受周期性影响有限,资金流动变化相对较小。直接投资资金关注中长期回报,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如竞争力、产业链、税收制度和地理位臵等,受周期性影响较小。

当银行渠道资金持续流出时,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渠道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作用略有不同。发达国家的证券投资渠道资金流入恢复较快,对银行渠道资金的持续流出起到部分抵消作用。而新兴市场的直接投资渠道保持季均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是跨境资本流动中更为重要的缓冲因素。

新兴市场国内银行与企业行为的自我强化加剧了美元短缺,引发连锁反应。以韩国为例,国内银行的美元负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远超美元资产,债务到期需要不断借入美元。而国内进出口企业单边看涨韩元,持有较多美元贷款,中小企业普遍通过外汇衍生工具押注韩元相对美元升值,同样积累大量美元债务。危机时,全球避险情绪加剧,美元融资成本攀升,跨境借贷萎缩,国内银行间市场极度缺少美元。银行停止向企业拆借,企业只能出售资产获取美元,加剧国内资产和汇率下跌,导致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减持韩国股票和债券资产,引发连锁反应。韩元实际有效汇率一度下跌接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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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今,银行渠道仍是跨境资本流动最重要的渠道。2015年新兴市场面临跨境资本流出压力,银行和证券投资渠道均转为资金流出,其中银行渠道资金流出最为显着,季度流出峰值接近800亿美元。而直接投资渠道维持了稳定的资金流入,起到了缓冲作用。

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其中银行渠道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历史经验表明,从银行体系和监控外部风险敞口两方面来增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一方面,维持稳健的银行体系,保障银行系统充裕的外币流动性,可对外部冲击引发的流动性紧张起到缓冲作用,保持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格局。另一方面,在逆周期市场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时,应加大对外部风险敞口的关注,如汇率对冲比例、外汇杠杆等,以防止银行或企业盲目扩大外汇敞口,放大外部冲击。同时,引导企业合理运用外汇衍生产品,防范隐性杠杆攀升和异常跨境资本流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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